所谓晚清修律是清朝末年以西方法律为蓝本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改造的官方运动，后来，无论是民国时期( 1911 － 1949)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当然前后30 年有所断裂) ，中国法律在形式与实质方面，都大量地借鉴和移植西方现代法律中的理念、体系、制度、概念、术语等。

前者为外在的、客观的实在，可感觉，可测度，人们在此领域要回答的是真或假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形成知识。假如从法律判断形成的经验上考察，实际影响到判断的还有许多因素，如在司法社会学视野中，法官的出身、法官的个性、法官的年龄、法官的社会态度、法官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僚、社会）、当事人如雇员的特点（主动性、见识、与法院打交道的经验）、审判方式（职权性的与自由的、口头的）、判决过程中的组织形式，对判决形成起着作用。

〔19〕回到推论模式与二元方法论的关系上，推论模式主要是将事实与规范两分，这没有疑问。〔3〕参见Kaufmann，Rechtsphilosophie，1997，S.55 S.70 S.93—15 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以下。如此看来，推论模式难以独立承担法律应用的重任。〔30〕见http//lawsky.org法学空间每日新闻：社会公德首成判例，2001—11—08。考夫曼常互换使用法律发现与法律适用两概念，并将它们合称为法律获取。

它指对至今查明的事实有明确的规范标准可应用。〔9〕王路：《逻辑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9页。其中，类型概念介于同一与差异之间，它既表明有相同之处，又显示有单个差别。

其次发生在法学中，尤其是11世纪前后大量罗马法资料被发现，由于年代久远，不易理解，需要疏义，这便产生了注释法学派。[47] 关于法学方法论的地位及与诠释学的关系，拉伦茨以为，法学方法论既非形式逻辑，亦非解题技巧，只须遵守它们便可确保可靠的法律适用，解释者的创造性想象力必不可少，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加达默尔的以下说法有几分赞许：虽说科学的方法的纯洁性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新方法的寻求，其背后是研究者的创造性想象，比起仅仅应用习惯的方法，更为一切研究的本质。与之不同，承接了施莱尔马赫的科因（Coing）的解释学说认为，应要求解释者尊重一切解释准则，这包括语法的、逻辑的、历史的、体系的等解释准则。在此，理解作为一个科学理论问题变得没有意义了。

一个自身封闭的、完结的、无懈可击的、清楚明了的法律（如果可能的话），也许会导致法律停滞不前。这与相同情况相同对待的思想不符。

作为法学学者，如果要根本理解哲学诠释学，他必须把哲学诠释学的文本，与自己所处的具体诠释学境况联系起来。[25]法律解释是一种法学上的创造性活动，是在当时与今天，你和我之间进行中介（Vermitteilung），在这种活动中运用的各种原则，如相似原则、弥补法律缺陷原则及法律判决，并不单纯为方法论问题，而深深地影响到法律素材本身。[19] 注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417，670，715页。[43] 一如指出的，加达默尔的理解含有解释者自己当下的说明，与文本作者的意图进行考量之意（时距考量）

但是，现实社会必然蕴含各种矛盾，这种社会矛盾也当然会反映于作为规制社会矛盾的法规范之中，因而法规范之间存在某种矛盾或冲突，不仅有其社会存在论上的根据，更是法规范的宿命。因此，民法或行政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而且，各个法规范的目的与法律效果各不相同，对违法性程度的要求也当然不同，因而违法判断的相对性又不可避免。强调法秩序统一理念，有助于我们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疑难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在刑法解释论上具有根本重要的价值。

在帅英骗保案中，《保险法》第54条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在扣除手续费后，向投保人退还保险费，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二年的除外。而民法或行政法禁止的行为，则未必具有刑事违法性。

这种区别集中体现于对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的态度上，并最终决定各说对刑事违法性的判断采取不同的判断结构。因而，应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视野下，以违法统一性为基础进行违法的相对性判断。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是由日本的刑事判例形成的一种限定处罚范围的司法理念。不过，由于违法性的表现形式存在各种类别与轻重阶段，各法域所要求的违法性程度各不相同，刑法上的违法性必须具有值得科处刑罚的质与量，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因而也承认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让史某点数后，陈某给史某写了一张收到55万元还款的收条，又令史某写下还欠陈某23万元货款的欠条，尔后离开现场。的确，法规范作为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是一种行为规范，对于同一法律事实，不得既允许又禁止，自然要求在所有法域之间一元地、统一地进行违法判断，通常所谓比照法秩序的整体精神正是此意。这种意义上的刑事违法性，称之为可罚的违法性，没有可罚的违法性就没有刑事违法性。（一）学说之间的对立点 针对不同法域之间违法判断的关系问题，当前主要有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这三种学说。

同年7月，保险公司接到被保险人年龄有假的举报，遂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样，就需要协调法秩序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相对性之间的矛盾，寻求最佳的调和点。

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理念，我们可以从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可罚的违法阻却事由、针对紧急避险的正当防卫、不法原因给付与财产犯罪以及权利行使与财产犯罪等五个方面对法秩序的统一性理念在解释论上加以落实。在这个意义上，一般违法性概念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如何处理民事违法性、行政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关系，亦即，在法秩序统一性下，不同法域之间的违法判断究竟是必须保持统一（违法一元论），还是应当具有相对性（违法相对论），甚至彼此独立（违法多元论），就属于具有共性的问题。[7]正如卡尔·恩吉施所言，法官在适用某个法律条文时，同时也是在适用整体法规范，或者说，法官虽然是对个别案件进行判断，但仍须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进行判断。

交易当日上午，被告人陈某等十余人到预定交易地点设伏等候，在史某等三人携带现金人民币55万元驾车到达交易地点后，陈某出示欠条要其归还欠款。这不仅是因为法解释学本身要求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外在体系），法规范这一认识对象本身也要求具有统一的秩序（内在体系）。④在完全阻却违法性的%D 进入专题： 法秩序统一性 违法判断 一般违法性 。②刑事违法性，就是指用于选定值得刑罚处罚之对象行为的要件，具有由刑罚这一效果规定其内容的一面，不应将是否值得刑罚处罚这一实质判断完全排除在违法性概念之外，因而只有要件（违法性）与结论（处罚范围）之间的循环才能推导出妥当的违法性内容，无需区分可罚性与违法性。

[15]而且，判断是否成立犯罪，只要直接讨论刑法上的违法性即可，在此之前无需进行是否存在一般性违法这种第一次测试，自然也无需特意采取一般违法性概念与二重判断结构。根据该保险条款的规定，凡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这样势必出现民刑交错与行刑衔接的问题。尤其是，刑法等各个法域均采用违法性概念，而我国传统犯罪论体系中的违法性仅指具有刑事可罚性的刑事违法性，因而要在整体法秩序视野下讨论不同法域之间的违法性判断的关系问题，这里的违法性就不限于刑事违法性，而是指违反法规范受到否定评价这一意义上的违法性。

而且，由于各个法域的目的与法律效果各不相同，导致该效果的作为要件的违法性的内容自然不同，因而直接主张不同法域之间的违法性判断是相对的，要更为明确且妥当。经查，帅英故意隐瞒其母亲张某出生于1921年1月7日的事实，并将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篡改为1944年11月7日，即将当时已经77岁的张某年龄改小为54岁，使其符合投保年龄，并找他人代为体检参保（帅英骗保案）[3]又如，1997年8月，被告人陈某向史某供货154公斤虫草，史某与陈某约定于同年10月25日付清货款人民币78万元，并出具了欠条。

③通过采取二重判断结构，主张违法阻却事由既包括完全阻却违法性的正当化事由，还包括可罚的违法阻却事由，后者虽不能完全阻却违法性，但降低了违法性的质或者量，使之未达到可罚程度，因而虽不构成犯罪，但仍属于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可成为正当防卫的对象。【摘要】不同法域之间的违法判断究竟是必须保持统一，还是应当具有相对性，甚至彼此独立，一直以来都是极具争议的理论问题。陈某、史某随后各自向公安机关报案。在此意义上，违法判断的统一生无疑是立法者、司法者与解释者应该最大限度追求的理想状态。

[10]违法相对论认为，违法性概念共通于公法、私法等所有法域，当然应坚持法秩序的统一性，从整体法秩序的视角进行违法性判断，不能完全否认违法的统一性，但由于各个法域的目的与法律效果不同，所要求的违法性程度也当然不同，因而正面承认违法判断的相对性要更为明快。史某声明所携货款是别人的，且得到了同行的朱某等二人的证实。

[8]亦即，法秩序的统一性作为一种要求（Postulat）或者一种公理（Axiom），适用于立法与法解释，在从规范的角度观察各个法规范之时，就要求法规范的集合体不应该是一种自我矛盾的统一体，因而法秩序的统一性就必然要求排除诸规范之间的矛盾，进而要求违法判断的统一性。例如，投保人帅英分别于1998年7月和2000年3月为其母亲张某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康宁终身保险，死亡保险金为27万。

[1]而在强调刑罚本身所固有的实害因而更看重刑法的谦抑性与补充性的日本，则存在违法多元论、违法相对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之间的对立。该问题的实质在于违法判断相对性与违法判断多元性这两种判断理念之间的对立，正确的方法是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视野下，以违法统一性为基础进行违法的相对性判断。